寻踪“野人”脚印

　　1977年，中科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野人考察，由于那次考察没有捕获“野人”活体标本，自那之后，就没有了国家资金支持和主流科学家参与的大型野人考察。但是，有很多志愿者始终执著地在寻找着野人的踪迹。这些人是探寻野人的志愿者、游击队，他们都是自费在神农架寻找野人。

　　1994年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正式收编了原来的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，著名科学家刘东生院士亲自定名为“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”，王方辰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秘书长。

　　作为秘书长，王方辰说起探寻野人的志愿者们的经历，可谓感慨万千。这些志愿者在神农架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，甚至茹毛饮血，其中艰险举不胜举。“进山了，才知道什么是苦。走路，直上直下，旱蚂蟥把人叮得从鞋里往外渗血。宿营，山风刺骨，冻得人划不着火柴。断粮时，食野果、尝百草，吃坏了牙，吃肿了脸。有人从悬崖上跌下去，头破血流；还有人献出了生命。”

　　“神农架野人”、“尼斯湖怪兽”、“外星飞碟”和“百慕大三角”被称为当今世界四大谜。在有“野人”传说的几个国家中，神农架是传说“野人”活动最多的地区，不去发掘，可能是对祖国宝贵资源的浪费。就凭着这种信念，志愿者们执著无悔地探寻着。

　　在野人考察志愿者当中没有人不知道于氏三兄弟。大哥于军、二哥于工、老三于建。为了探寻野人，兄弟三人两个受过重伤，一个献出生命。

　　卖掉立柜自费进山

　　于氏兄弟是从陕北返京的知青。1980年的一天，于建偶然读到一篇名为《向科学挑战——“野人”之谜》的文章。看完后，哥儿仨议论起来，越谈越兴奋。他们认为想揭开“野人”之谜，只要肯舍命、肯吃苦、肯出钱，就一定能干成。于是他们连夜致信中国科学院，坚决要求自费进山寻找“野人”。科学家关切地问：你们进山后，要是断粮怎么办？于工坚定地回答：“野人吃什么，我们就能吃什么！”

　　自费考察需要钱，哥儿仨穷得只有一个大立柜，卖！蹬三轮绕半个北京问了四个委托行才卖出40元。他们用这40元当本钱买了台洗相机，干起了洗照片的生意，三个月挣了1300多元，生意正红火，哥仨却突然放弃了红火的生意。

　　他们购置了一条化纤毛毯，一把自制长斧，一架照相机，10斤大米。于建、于工兄弟两人走进神农架，加入了中科院武汉分院的考察队。

　　断粮摔伤吃肿了脸

　　进了深山老林，吃饭是最大的问题。60斤的行李大部分都是粮食，但仍然避免不了断粮。为能多坚持几天，他们像神农一样挖野菜尝百草，吃坏了牙，吃肿了脸。其间，于建因饥寒交迫从4米多高的悬崖上跌落，摔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。于工把弟弟背到崖下的石缝里为他洗净伤口，并用最后一把炒面喂于建，然后彻夜端坐在他的身边，为他遮挡冰冷的夜雨，直到被营救出来。

　　二弟于建说，一开始，他认为找野人这事很简单，立志要揭开“世界四大谜团”之一的“野人”之谜。他的大哥于军则更期望在发现“野人”后能和“野人们”交上朋友，由此促进人对人类进化和自身的了解。

　　于氏兄弟的饱受艰辛、痴心求索，无非有两种结果，拿到“野人”存在的实物证据，这必然轰动世界；或者根本没有“野人”，而打破千百年来的传说。

　　“这些人的追求和牺牲应该是有价值的。”正如王方辰所说，我们唯一能作的就是不断收集有关野人的信息，尽可能发现更多。也许我们的努力不会有结果，但是我们至少没有让破解野人之谜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销声匿迹。

　　二弟考察途中遇难

　　1996年，于氏三兄弟中的老二于工在结束神农架考察返回北京的途中，不幸因车祸遇难，死在了大哥的怀中……

　　在神农架原始生态区的考察当中，于氏哥仨是真正的战友加兄弟。在于工的追悼会上，于军提议播放的哀乐是悲壮激昂的《送战友》。于军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于工遇难前，哥俩关于如何寻找野人的最后一次交流。于工说，我相信野人是存在的，但是咱们这么干下去，如此徒步寻找，可能会把人干垮，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，扩大搜索范围。

　　自驾气球两兄弟烧伤

　　于工遇难前的一番话，促使于军思考更好的搜索方式。他认识到单纯凭热情、决心和多爬山多吃苦的精神是不够的。常人在原始森林的奔跑、隐藏以及生存能力肯定无法和野人相比。于是他们开始尝试采用飞行搜索的方式。

　　1998年，为了用现代化设备在空中静态观察野人，于军开始自行设计制造500立方米的氢气球。开始实验很成功，在第11次的时候，不幸再一次发生，于军和他另一个弟弟于建因氢气爆炸，全身大面积烧伤。

　　那时，已经没有足够精力和财力支撑下去的于军，为了他们年轻时的梦想，作了这样的打算：等妻子退休以后，就到山里去，长期住在山里，成为当地的农民，守候野人。因为，他始终坚信野人就在那儿。

　　就在记者采访时，于氏兄弟仍然在神农架的原始生态区寻找着野人的行踪，王方辰与前方联系，一直没有联络到于氏兄弟，他们应该又进入了神农架的无人区。